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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士特绝地重生的三咏三叹榨油机

榨油机
2022年07月05日

法士特绝地重生的三咏三叹

2006年7月12日，法士特多年来国企改制的探索在这一天迈出了新的一步。当天，在法士特西安厂区召开的集团公司首届董事会上，陕西省国资委向法士特派驻的两名外派监事、两名外派董事和一名监事会主席正式走马上任。 　　作为陕西省第一家完善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试点单位，法士特的探索拉开了陕西省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序幕。此举也标志着法士特多年来在国企改制转换经营机制方面的进一步深化。 　　过去那些年，法士特体验了体制僵化等老国企弊病带来的困窘，也经历过绝地重生的悲壮。风雨过后，彩虹乍现，而咏叹之间，那些过往的历史却不能不被记起。 　　一咏：从8000到360000的飞跃 　　1985年，为了适应当时中国重型汽车工业发展需要，陕齿从美国伊顿公司引进了双中间轴变速器制造技术，该技术当时在行业里有“世界王牌”的称号。陕齿在引进消化吸收该技术的同时，在西安新辟了占地30万平方米的厂区，作为继宝鸡同峪沟后的第二生产基地，设计能力为年产8000台重型变速器。至此，法士特实现了生产经营的战略转移。 　　2000年以来，法士特投入了10亿多元资金用于技术改造和产品研发，厂内的生产设备由原来的传统生产设备更换为国际先进的高效数控设备，而这笔庞大的支出最终使产品在市场表现突出。 　　今天的法士特已成为齿轮行业的排头兵，各项经营指标在同行中名列前茅：年产能已达360000台变速器、1500万只齿轮、8万吨汽车锻件，产量较1985年翻了几十倍，形成了以双中间轴系列变速器为主导、以单中间轴系列变速器为辅，高、中、低档重型变速器优势互补的市场配套发展格局。公司产品在赢得国内用户口碑的同时，对外出口的数量也节节攀升。其变速箱产品国内市场占有率上升到了73%，其中15吨以上重型变速箱的市场占有率甚至达到了92%。 　　历史的变迁从来不在人们的掌控之中。谁能想到，今天齿轮行业的排头兵法士特就是当初连8000台变速器的规划目标都难以完成的陕齿？ 　　从8000台到360000台，这是重型变速器产能上大跨度的飞跃。辉煌总让人欣喜，但辉煌背后也点缀着不足为外人道的艰辛和苦楚。事实上，作为地处大西北的企业，法士特的前身———陕齿的体制困局，同样让现在的法士特人难以忘记。 　　一叹：体制之困局1985年，陕齿被纳入原中国重型汽车集团公司，成了重汽集团的直属厂。彼时的中国重汽集团曾经下辖包括陕汽、陕齿在内的一大批重汽主机厂及配套企业，采用的是完全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实行人财物、产供销大一统的内部运作，严格控制产品、产量、定价和销售。 　　当时，陕齿为重汽集团内部企业的配套量占总产量的87.6%，没有自主的产品开发权、销售权，基本丧失了自主经营能力。自身的市场面狭窄，加上缺乏外向型发展活力，重汽集团的形势便直接决定着陕齿的生死存亡。 　　事实上，重汽集团内部实行统一的财务结算，其自身改革迟缓带来的危机和困难便不断下放给下属企业承担，陕齿因此承担了重汽集团的巨额资金拖欠，自身融资功能逐步丧失。在上年度货款没能及时拿到的情况下，陕齿常常还要硬着头皮完成下一年度划定的任务，财务状况陷入了恶性循环。 　　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陕齿老国企的弊病愈加凸现：企业原有机制和职工思想观念与市场经济的格格不入，管理落后、效率低下、人浮于事、包袱沉重。国企职工身上普遍遗留的“吃大锅饭”的惰性在陕齿职工头脑中根深蒂固：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上了班就能拿工资，旱涝保收，吃穿不愁。加上上世纪90年代中期汽车行业的不景气，陕齿更是雪上加霜，在生存境况极度恶化的情形下举步维艰。     　　外忧内患，资不抵债，这就是陕齿改制前的现状。当时的体制留给了陕齿两条路径：要么申请破产，要么“痛苦”改制，自谋生路。 　　二咏：4个半月发不出工资技术人员没有一个走掉 　　在面临申请破产或改制的两难选择时，当年的陕齿没有选择痛快地死，而是走上了艰难的“求生”之路。像许多老国企的职工一样，在企业最困难的时候，陕齿的职工和企业一道渡过了难关。 　　1998年，法士特在连续四个多月发不出工资的时候，技术人员一个都没有走掉，他们顶着压力留下来了，并且成为了法士特后来赖以快速发展的技术中坚和研发骨干。这件事每每被提及，法士特的领导班子都会心头一热。亲历其中的法士特国际贸易部部长孙小宁告诉记者：“那些人里还有刚刚参加工作、没有一点积蓄的大学毕业生，大家都是咬着牙挺过来的，虽然不容易，但大家就是愿意，也怀着希望。因为我们相信企业总会好的。” 　　谈起为什么在企业非常困难的时候还继续坚守，这些技术人员说，这得益于企业前几年顶住压力，推行分配制度改革，对技术人员得到了充分的重视。 　　在企业最困难的时候，陕齿当时的一系列探索重整了信心。在收入与绩效挂钩，奖惩分明的分配制度下，企业推行“计件工资制”让车间一线工人的劳动积极性得到了释放；企业拿出巨资，重奖技术人员和对企业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人，让做技术、做研发的人看到了企业对个人能力的尊重和认可。通过尊重人才、尊重技术，陕齿留住了人才，度过了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危机。 　　事实上，技术领域分配制度的改革，还只是企业内部机制改革探索中的一部分。 　　二叹：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8月9日，记者来到法士特西安西郊工厂那天，正好赶上公司质管计量科召开的生产质量管理例会。从总经理到各部门、车间主任等中层以上干部，参与者通常有几十人，前往参会的一名干部告诉记者，这是法士特长期以来的例会制度，每月9日召开，自从李大开厂长上世纪90年代开始抓产品质量以来，这个例会就没有停过。此外，公司各个车间和部门内部还有不定期会议，是对生产过程中质量问题的及时通报和讨论。 　　生产质量管理的常规化只是李大开力推的诸多改制举措中的一项。1995年临危受命出任代厂长的李大开刚上任，就决心改变长久以来老国企的陈旧作风。李出任后，旋即召开厂党委和厂务会议，陕齿以往的经验教训，企业面临的内外形势及自身的优劣势被一一摆上了桌面。 　　在广泛听取职工意见、建议的基础上，干部制度、用工制度和分配制度改革方案经过多次讨论出台了，企业产品的发展方向也确立了，一场观念革新运动由上而下开始铺开。 　　李大开对产品质量的重视及后来的改制举措的“决绝”源自一件小事。1998年，法士特当时出口美国的一批齿轮产品在使用时有一个产品其误差值超过了预先的要求，外方提出罚款，甚至要将给予陕齿的免检资格取消，这件事对刚上任的李大开触动很大。彼时，“差不多就行，能用就是合格”的思想其实已在企业存在多年。这样的产品虽然不影响使用，但由此导致的企业信誉丢失让他揪心。 　　李大开看到，在工人们的积极性和责任心消退的背后，反映出的是企业管理机制上的落后，职工思想意识跟不上企业发展。他明白，这些国有企业的通病不根除，企业半死不活的局面丝毫不会好转，质量管理就这样被提上了日程。生产管理人员由此多了一门专业的《生产管理与质量工程》培训。产品能用不等于合格，没有严格按照图纸和用户需求生产的产品一律视为废品，这种意识随着误差率和废品率被纳入了工作效率的考核范畴逐渐深入人心；每月9日例行的全厂生产质量管理会议开始被各部门、车间当做常规工作来对待。即使是在企业极为困难，甚至工资都发不出来的1998年，陕齿也花了几百万元通过了ISO9001、ISO9000质量体系贯标认证和美国伊顿公司第二方质量体系评审。此外，为便于全国客户对法士特产品进行维修，陕齿在全国30多个中心城市设立了销售服务站，在全国各地建立了1000多家特约维修服务站。2003年，又在全国同行业率先承诺产品“三包”服务由1年5万公里延长到了两年10万公里……     　在机制转换和内部改革上，法士特还作了许多循序渐进、“积小改为大改”的尝试。先是干部行政级别制被取消；紧接着，包括厂长李大开、工会主席李长绿各自配偶在内的内退工作展开了，企业的700余职工提前退了休；然后是1998年取消了“零工时”计奖办法，在一线定额工人中实行了计件工资制，真正实现多劳多得；1999年开始剥离非生产经营性资产，医院、学校、后勤服务等部门被推向社会，自负盈亏；随后的2000年，中层干部由1996年的183人精简到了91人；2001年，法士特对为企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给予津贴和重奖…… 　　机制活了，职工思想随之发生了改变，工作积极性强了，效益开始好了。有了这些基础条件，即使在1996年潜亏，1997~1999年明亏，在迈入21世纪的前夜企业陷入一片阴霾的时候，陕齿仍然在夹缝中存活了下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陕齿领导班子当年这些看来不易被大众接受的举措到后来都被一一证明是明智的。从陕齿的领导班子到一般员工，甚至传达室的李师傅都称，2000年陕齿一举扭转了多年的亏损局面，随后的几年更是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这些都归功于前几年厚积薄发的改制铺垫。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依靠内部机制转换获得了生机，陕齿当年的那一步走得非常踏实。 　　三咏：关键时候做出关键抉择，湘火炬控股使陕齿有了新生基础 　　企业内部机制逐渐转换了，外部环境却不见得顺心。在人员配备、生产设备、内部机制改革、市场开拓均有起色的2000年前后，资金链断裂再次将陕齿逼上了绝路。 　　上世纪90年代末的陕齿还欠着银行本息共计5亿多元的贷款，企业净资产才1亿元，从银行是再也贷不来钱了。向重汽集团求助也不现实———当时重汽集团由于经营不善濒临解体，而此前重汽集团拖欠陕齿的7000余万元曾不了了之，使得原本十分困难的陕齿背负了更沉重的债务，也就再也无力融资。地方政府也以陕齿归口国务院下辖的重汽集团为由拒绝提供资金上的支持。 　　资金匮乏，企业像被绳子束缚住手脚，浑身力气没地方施展。为此，2001年，主管陕齿的陕西地方主管部门要求把负债累累的陕齿“处理”，态度异常坚决，而当时公司的领导班子却不同意。 　　“在当时国企申请破产并不稀奇，我们却没有走这条路。企业破产了，西安厂区那么多职工的生活就